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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招标采购饱受诟病改革迫切 放开药价激发活力

         政府取消大部分药品零售价限价的举措,受到了地方卫生部门、药厂等各方的普遍关注与认可。他们大都认为,此举通过塑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有利于药价市场化机制的形成,特别是对低价药回归药店有一定帮助。

近几年,百姓常用低价药在药店难寻的情形比较常见。在天津,记者走访了河北区桂生堂大药房、南开区同辉大药房等多个药店,都没有买到用于治疗咳嗽的复方甘草片,取而代之的是冲剂等价格较高的产品。据药店销售介绍,复方甘草片属于含麻制剂,购买需要凭身份证且有量的限制,比较麻烦,而且本身价格不高利润微薄,很多药店也就不从厂家进了。
价格只有两三元钱的维c银翘片,在桂生堂大药房等地记者同样没有买到。记者注意到,此前全国各地还曾发生过十元钱一支的手术外科急用药鱼精蛋白买不到,几元钱一支的“破抗”要提前订货等现象。
“过去我们一直希望药品要合理、科学定价,但其实频频降价反而使一些低价好药消失,高涨的药价并没有得到根本控制。”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蒋华良提示,改革后要重点观察疗效好的廉价药价格变化,是否调动了药厂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又不至于加重老百姓负担。
药企对该举措也普遍支持,认为将鼓励药企真正创新,而非单纯仿制。山西亚宝药业董事长任武贤说,这释放了药品市场化改革的信号。“药价由市场决定,能鼓励药企不断创新研发,更多有市场的好药将被生产出来,未来百姓将有更好的新药可用。”
不过,有部分受访市民担心,药厂可能会借机涨价。山西省食药监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有专利保护的特效药确实有可能上涨,对这部分药需加强监控,了解患者诉求,但多数药价则不会出现大幅上涨。
振东药业董事长李安平认为,放开药价对药企是挑战,药价的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任武贤也表示,在药企处于同等竞争水平的情况下,多数普通药的价格会在竞争中下降。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兼职教授蔡江南指出,取消限价为下一步建立药品科学定价机制奠定了基础。随着改革推进,药企日子可能不会像过去这么好过,中长期还会面临优胜劣汰的洗牌。多家药企向记者透露,他们预测未来将是药价在市场竞争中走低,药企利润减少,回扣空间压缩,热衷仿制的中小药企生存困难。他们已针对可能出现的药价竞争研究应对之策。
招标采购环节改革紧迫
在政府取消大部分零售药限价后,招标采购在药价制定体系中的作用将会进一步加强。不过业内人士担心,原本饱受诟病的招标采购权力更为放大,难以让药价改革惠及老百姓。
目前,我国药品市场供过于求,多家企业生产同一种仿制药的现象很普遍,在市场竞争下,除了市场紧俏的低价药会涨价外,一般药价不可能随便上涨。上海市卫生计生委医改办主任付晨指出,目前药品价格其实有三个,即发改委定的零售价、集中招标的中标价、医院的采购价。政策出台后短期内,关键要发挥其他两个价格作用,防止药企形成价格联盟。
今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鼓励各地积极探索药品集中采购的多种形式,降低药品虚高价格。各省市经过多年探索,药品招标采购工作较为成熟。在取消最高限价后,可以紧接着通过招标采购来调控药价。
不过,业内普遍期待,既然药价已有放开迹象,那么对药品招标体系的改革也应尽快提上日程。“如果招标方式不变,低价中标照旧,同时又允许药价市场化运作,那么未来老百姓可能既吃不到降价药,也吃不到安全药。”
专家认为,不含医疗机构,我国药品供应市场已经基本形成。虽然药品由国家定价,但在真正运行中市场的作用已显现出来。例如,人血白蛋白国家定价在300多元,但由于供不应求,市场售价则达到了600元以上。
在药品经销企业和医院的对接中,医院占绝对优势。以山西省太原市为例,医院拖欠药品经销企业药品款普遍在8个月以上。近年来,低价药才能中标导致“药价虚低”的状况频现。在药品的原材料、运输和人力成本都在上涨的大背景下,却变相要求药价不涨反降并不现实。正是由于现有招标体系的畸形化,导致了投料不足、掺杂化学成分等“药价虚低”情形的出现。如果招标方式不变又允许药价市场化运作,真正让老百姓用上安全药、低价药从长远看很难保证。
更让业界质疑的是,各省卫生行政部门下设的省级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心既不采购,也不使用药品,更不支付货款,却决定着数千家药品企业的几万个药品准入资格和价格,本就权力巨大。在取消政府药品限价后,如何改革招标采购环节被进一步放大的权力,压缩滋生腐败的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紧迫。
加快配套招标改革步伐
取消限价只是药价改革的一部分,专家认为,真正要建立起药品科学定价机制还需顶层系统规划,形成多个配套手段合力推动。
接下来应推进医药招标采购制度改革,确保公正性、合理性。记者调研了解到,在药价放开后,药企最关心的就是政府对招标政策的改革。为约束政府取消限价后招标采购权力的放大,实现药价真正市场化,招标方式改革必须尽快提上日程。
药品招标既要有所统一,也要体现差异化。应根据药品的质量档次,分不同档次招标,由患者根据经济条件、药品信任度选择。招标中唯低价论的现象必须改变,否则难以保证药品质量。任武贤建议,现有条件下,可以先行把药价放开与药品招标融为一体,中标企业至少应为3至5家,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探索第三方招标等方式,真正放权给市场。
划清政府在药价制定中的权力边界,推动医药通过谈判机制形成合理药价。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副会长、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梁鸿、蔡江南等认为,过去政府在药价领域涉足过多,此次政府取消限价为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开了好头。
未来,政府应在建立医保谈判机制和市场价格监管上重点发挥作用。特别是应建立完善科学的药品定价机制,政府应在议价、谈判中提升能力,努力使医保在今后的药价形成中发挥举足轻重的杠杆作用。
医疗服务价格也应进一步市场化。专家表示,部分地区诊疗费长达十年不变,在国家投入不足的背景下,“以药养医”难以改变。长远看,医疗服务价格推向市场势在必行,医疗质量、服务态度、诊疗时间、是否过度检查、看病费用等,都要放在公开透明的市场上平等竞争,让患者有更多的选择。
还要继续加大对省级和医院招标环节,以及医药公司的反腐力度。药品逐渐回归市场定价后,加之反腐力度持续,医药行业权力寻租的行为才有可能越来越少。只有回扣等中间环节被挤出,药价才会真正下降。基层人士期待在医药行业继续加大反腐力度,打击行业“潜规则”,让药价在市场中回归其本来的面貌。